记：一般公众也许只是看看热闹，并不了解这个思想冲突的背景。在你看来，这场冲突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？

　　韩：中国没有宗教传统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靠宗教来维系道德，所以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化从来都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撑。像蔡元培先生说的，是“美育代宗教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拜金主义的潮流涌现，文学也就成了敏感的风向标。看看那么多欲望挂帅的文化垃圾出现，看看那么多所谓文化人的堕落，你就明白这些年中国发生了什么，你就可以知道腐败、冷漠、无序的大量社会现象，与部分文化人的迷失，构成了怎样的同谋和同盟。我相信，这种冲突在一个发展中大国还将长时间存在，我们谈结果还为时过早。尽管这种冲突会时隐时现，会在不同的话题上以不同的方式爆发。但我对此抱乐观的态度，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，很多文化人对现实与历史会有更深远的视野，对人生操守、社会公正、责任感和道义感等等，会有新的精神需求。对鲁迅攻击的退潮，还有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火遍全国，不都是这种需求苏醒的一些信号？

作家挂职多少有点形式主义

　　记：我在与《天涯》新主编李少君聊天的时候，得知你曾挂职担任过海南省琼海市委副书记，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？

　　韩：那是1996年到1997年，在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以后，上面安排作家下去挂职体验生活，把我派到了琼海。挂职计划是省文联报的，上面批下来以后，倒是没有人愿意去了，我只好去。

　　记：你主要分管哪方面的工作？住在琼海吗？

　　韩：我没有具体分管哪方面的工作，主要是搞社会调查，去过工厂、乡镇、部队，也参与一些文化工作。当时大部分时间住在琼海，市委在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。

　　记：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让你觉得很有收获吗？

　　韩：在此之前我也有过挂职的经历。在湖南的时候，就在一个州团委当过一年副书记，在一个地区林业局当过一年副局长。说实话，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，可以让作家熟悉一点领导部门的情况，熟悉一些面上的情况，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。你毕竟是“客人”，人家也都知道你是“客人”，所以你了解的情况往往比较粗线条，人家甚至习惯于来“汇报工作”，不一定说出最真实的情况。我曾经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随信访办的同志下乡去解决纠纷。这种时候，当事者大多在气头上，要谋求具体利益，因此假话和套话可能比较少。但我还是不满足。这样了解来的情况，对于记者和理论家来说，可能已经够用了。但作家不同，作家需要细腻地了解情感，需要在朝夕相处中观察性格，更需要在身陷其中的冲突中体会自己的各种心理反应，倒不需要什么数据或者经验总结。总之，作家需要“采访”、“视察”以外更直接和更深入以及更平民化的方式。因此我一直并不主张作家都去挂职锻炼，尤其是时间很短的挂职锻炼。

　　记：但眼下还是有很多地方的作家在采取这种方式。

　　韩：多少有点形式主义吧。看起来很热闹，有报道效果，但实际效果怎么样？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没有看见哪个省作家挂职多，优秀作品就出得多。事与愿违的情况倒是不少。

想精读外国文学时就搞翻译

　　记：上世纪八十年代你提出“文学寻根”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？

　　韩：当时是一个国门大开的时代，外国一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纷纷涌进我国。这个时期，许多人对国外的东西模仿照搬，几乎像在移植“洋样板戏”。仿海明威，仿卡夫卡，一时都很热闹。作为吸收境外文化的初始阶段，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，也不应苛求。但从长远来看，一个人也好，一个民族也好，不能以模仿代替创造，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特性。这就是我与一些同行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所谓“文化寻根”的目的，希望在开门引进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忘记清算和利用我们的文化遗产，使之成为我们创造的资源。

　　记：你怎样对待批评，包括别人对你的作品的批评？

　　韩：批评家的队伍，与作家的队伍差不多：人多嘴杂，良莠不齐，鱼龙混杂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。作家总是受益于优秀的批评。旁观者清，良药苦口嘛。但也有些批评家素质平庸，甚至是一些文坛混混，在利益驱动下搞点哗众取宠的炒作。对于这样的炒作，可以不去理睬，不必为他们浪费时间。

　　记：现在有些作家在构思作品时，会考虑到批评家将来对作品的批评。你在创作中会考虑这些因素吗？

　　韩：一个作家要是这样，就很危险了，很没出息了，至少会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太好的创作状态。东张西望，瞻前顾后，看那么多人的脸色，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？这好比一个球队队员上场，目的就是为了把球送进篮，如果还念念不忘观众席的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，还能打好球吗？我在创作中力求自己不考虑这一切，最好是使自己有一种忘我的状态。我想这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写作。

责任编辑:雪马
作    者:马珂